華人神學教育發展史脈絡下的崇基神學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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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聖經研究上的無誤論與歷史批判論,以及神學觀點上的教義權威與理性批判外,神學教育中涉及的新舊神學之爭的課題,尚有宣教神學上如何處理基督教與非基督宗教的關係、基督教倫理上的不同爭議立場,以及教會與社會關係的不同理解等。

令人遺憾的是,歐美神學的「義理」之爭,在華人教會史上,卻進一步激化為「路線」的對立。華人基要派及屬靈派中的「主戰派」(militant),一概將與其神學立場不同者斥為「不信派」,實際上將神學上的「異己」分子視為急於清算的鬥爭對象。[32]因此,崇基被部分教會人士視為洪水猛獸,有斥之為「不信派」、也有標簽為「新派」、「現代派」、「自由派」、「社會福音派」……不一而足。

信念與理想

毋庸置疑,崇基承傳了普世派的神學傳統及開放精神,綜合而言,崇基神學教育的理想,有如下的認定:

其一、開放與委身。我們承認大學追求開放和寬容的態度,自由和批判的精神及各種思潮的碰撞交流,跟教會要求服從教會傳統教義間的張力。但崇基本於聖經、傳統、理性及經驗的「做神學」四大原則(quadrilateral)下,鼓勵神學生獨立尋索建立自己的神學立場。誠如溫偉耀教授指出,崇基並非「盲目反對權威」,而是「反對盲目的信任權威」,老師期望同學在批判思考後,尋索自己的答案,卻又不以絕對真理擁有者自居。質言之,崇基容納不同的信仰傳統及神學立場,同學在認定及委身於自己的立場同時,也能以「開放」的態度,聆聽不同的意見。[33]

其二、學術與靈性。崇基主張揚棄「學術」與「靈性」二元對立的思維, 反對將學術研究眨為「俗世」的學問與知識,或是不切實際的理論空談。正如關端文教授指出,建基嚴謹學術規範的神學研究進路,不僅有助我們對自身的信仰及傳統有更全面及深入的理解與反省,而探究本身也是在信仰熱誠的推動下開展,並且在反省過程中,更是深刻的靈性的經歷與體會。[34]而在肯定學術與靈性結合的同時,崇基亦不會無視靈性培育的獨立位置,特別在大學校園內的群體與敬拜生活,以及個人靈性學習等,誠然是我們有待改善的地方。

其三、聖徒與召命。盧龍光院長一再強調,崇基神學教育秉持教牧傳道與平信徒訓練的兩大方向,[35]為教會裝備聖徒,各盡其職,建立基督的身體(弗四12)。但我們亦相信,教會置身於此時此地的公共社會,不論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、宗教、倫理道德各方面,均面對重大的挑戰及考驗,套用龔立人教授的呼籲,神學教育不能迴避如何參與公共領域的問題。[36]

 傲慢與偏見

總括而言,崇基承傳了1949年前中國神學教育的「大學」及「協和式」神學教育的體制。在大學崇尚開放、寬容的態度,對理性及知識的追求,及自由與批判的精神下,神學教育的模式自然跟其他獨立神學院校迥異。同時,「協和式」的宗派合作,體現了對不同神學及屬靈傳統的包容及尊重,也較宗派獨辦的神學教育,對基督教多元傳統及「合一」,有更大的重視與實踐。

因此,站在獨立及宗派神學教育的標準,難免認為崇基的「硬體」,並非理想的神學教育模式。而崇基神學的「軟體」,也較難為所有教會人士所認同。對此,崇基願以開放而謙卑的態度,聆聽不同的意見,深信不同教育體制及模式,均有其各自的優點及不足。在普世及大公的精神下,我們時刻提醒自己,必須避免絕對真理擁有者或屬靈人的「傲慢與偏見」。因為我們都不擁有或壟斷真理,反倒被真理所擁有。誠如黃根春教授所言:崇基的訓練並不完美,卻是嘗試按照上帝的恩典,竭盡所能地訓練屬上帝的僕人。[37]

趙紫宸擔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多年,一直心繫中國神學教育的發展。他曾對比大學神學院與獨立神學院的優劣,指出:「獨立的神學有長處,即能專心而虔誠;有短處,即在卑狹而僵乾。若能與大學聯為一氣,或與文化研究機關相與交融,而又保持神學院所特有的宗教精神,那末貢獻就可廣大而悠遠了。」[38]趙氏所言,正好道出一個「吊詭」(paradoxical )的事實:任何一種神學教育模式的長處與優點,如果將之視作絕對化的唯一標準,即會成為致命的短處與缺點。正如老子的智慧名言:「禍兮福之所倚,福兮禍之所伏」,崇基在追求實踐自身的神學教育理想時,也須以此為警惕與自勵。

最後,一位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同學閱畢《時代論壇》的初稿後,在其給筆者的電郵中,寫了如下的感受:「因為自由,人要自持、因為批判,更學會思辯、因為大公,更懂得合一、因為普世,更要包容」。[39]謹以此為本文作結,並與諸位崇基人互勉。

 



[32] 「不信派」是王明道對「現代派」的概稱,他早於二十年代末便指「不信派」違反了聖經的真理要道。參王明道 :〈你們心持兩意到幾時呢?〉,《靈食季刊》,冊9(1929年春)。

[33] 參溫偉耀:〈開放而委身〉,《神學組通訊》,期66(1999年11月),頁1至2;〈崇基神學的後現代性格〉,《神學院通訊》,期7(2006年2月),頁1至3。

[34] 關瑞文:〈神學理論與教牧實踐之結合〉,《神學組通訊》,期63(1999年2月),頁4至7;〈神學研習與靈命培育〉,《神學組通訊》,期74(2000年11月),頁1至3。

[35] 盧龍光:〈香港神學教育〉,《崇基神學四十年》(香港:崇基神學組,2003),頁43。

[36] 龔立人:〈神學與公共領域〉,《神學院通訊》,期12(2007年5月),頁1至3。

[37] 黃根春:〈神學教育的再思〉,《神學組通訊》,期54(1996年11月),頁1至2。

[38] 趙紫宸:〈我對中國高等神學教育的夢想〉,《真理與生命》,卷8期7(1934年12月)頁347。

[39]〈姚君壁致邢福增電郵〉,2013年10月19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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